孙伯翔是书法大家，还不是书法大师

 

   孔子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英雄莫论出处，豪杰穷而后工。刘邦原本是沛县小吏，也可以夺得天下，建立大汉王朝；朱元璋更是乞丐出身，亦能成就大业，成为明朝开国皇帝。在当代书坛上，津门书法家孙伯翔先生早年曾经是一名普通职工，但是他酷爱书法，勤学苦练，终于成为书法大家。

记得在喜迎70周年国庆之际，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大门的立柱上，悬挂起两块巨大招牌。这两幅招牌没有采用通常的美术字体，而是方刚雄强的北碑书法，写得还是繁体字，显得苍劲有力，气势夺人。众所周知，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是培养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，能为之书写招牌之人一定是非凡之人。此人是谁?他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天津书法家孙伯翔。

如今已87岁高龄的孙伯翔，是一生以书法为业的一介布衣，却被誉为是当代北碑书法的奠基人和领军人物，而且以擅书对联这样的榜书大字著称，曾获得中国书法家协会兰亭奖——“终身成就奖”。他的书法水平到底怎样?凭什么可以获得中国书法的最高大奖?我们从他的一幅具体作品加以分析。

“万象皆点线，无处不方圆。”发表在《中国书法》杂志上的这幅作品，写于2013年，那年他他79岁，可以说是他数十年学习书法的感悟。书法的万千变化和无穷的形象，都是起源于点与线。书家创作时展纸挥毫，“一点成一字之规，一字乃终篇之准。”“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峰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毫芒。”（孙过庭《书谱》）而孙伯翔毕生孜孜以求的北魏书法，甚至无论是碑与还是帖，其关键要害就在于笔法的方与圆。他最终发现，书法用笔的方与圆不可割裂，要相辅相成，方中有圆，圆中有方。

除了临习《张猛龙碑》以外，孙伯翔对北碑中的《始平公造像》用功最深，自称临写此碑用去的纸张，可以装满一辆军用卡车。如此用功，恐怕在书法史上也无几人。由此可见，他对碑学的执着几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。这倒不禁使我们想起启功先生的名言：“平生师笔不师刀。”此二老，一位执着于碑，一位执着于帖，分别成为碑、帖两派书家的典范。

然而，在这上面这副五言对联中，我们已经看不到《始平公造像》方刚雄强、刀锋毕露的审美风格，也没有他的老师王学仲要求“写成钢打的、铁铸的”那种面貌，而是一种悠然散漫、灵动自然的诗意书写。方与圆、轻与重、粗与细、疏与密、大与小、开与合，甚至楷与行，如此等等，这些相互对立的艺术元素，都在这里随机生发，寻求着和谐统一。作品显示出步入晚年的孙伯翔，已不再追求过度的夸张变形、极端的扭曲造作，而是变得平淡质朴，随心所欲。

清代中期以后，经过阮元、包世臣的鼓吹，以及邓石如、钱沣、伊秉授、钱坫、黄易、钱泳等人的书法实践，碑学大兴，晚清康有为等更是尊碑抑帖，流风所至清末至民国初年，李瑞清、曾熙、沈增植，乃至当代胡小石等书家更是描摹刀刻锥凿的痕迹，甚至用颤抖来模仿碑石剥蚀的线条，以求得所谓的金石气。舍笔师刀的碑派书法，最终因矫揉造作、匠气刻板而走向了穷途末路。

孙伯翔也是碑派书家，但他并不排斥帖学，特别强调书法要“自然地书写”这一根本要义。而且，他对书法创作极其认真，从不马虎应酬，通常写一幅大字对联都是写了三五遍才成功。我们下面他写的这幅对联看：

上联“万”字并非写成人们常见的繁体字，但它不是当代的简化字，而是在汉印砖铭中就有的民间俗书。这种写法不仅北魏碑文中常见，而且《集王羲之圣教序》中也是这样写的。孙伯翔也是随手书写“万”字，墨气淋漓、线条厚重圆浑；“点”字的四点连带呼应，“线”字的“纟”旁笔势连绵，一笔写成；下联的书写更加流利，“無”字行笔中游丝牵连，上下气贯；“处”字开笔和最后数笔，将碑书的断绝变为行草的笔画的连带；“不”“方”二字一气呵成，“圆”字更是将“囗”的方折变成了快速的圆转。

不过他毕竟是碑书大家，“书写性”只是他对北碑楷书的一种改造，以及冲淡碑书僵硬做作之气的一种手段。他最终还是要在毛笔转折腾挪的书写中，将碑意刀味体现出来，并且尽量显得毫不经意。例如：对联中的“象”“线”字最后的撇捺，宽厚刚健；“皆”字的弯钩内圆外方；“点”字起笔雄奇角出；“圆”字造型则是圆中见方。不仅如此，几乎每一个字的横折笔画，他都能将方折圭角表现得曲尽其妙，各个不同。例如，“万”字折笔朴茂、“点”字折笔清爽、“不”字折笔凝重、“方”字折笔圆融、“圆”字折笔清丽。

北魏时的许多书法家（或刻工）在书碑或制碑时，在结字上通常都会采用变态夸张、对比强烈的表现手法，例如《龙门二十四品》，全然不同于帖派书法的工整雅致。孙伯翔继承了北碑传统书法的这一拿手好戏：对联中“万”上宽下窄，横画长挺浓厚；“象”上合下开，撇画宕逸清俊；“皆”字上大下小，笔画粗中有细；“处”字上窄下宽，行笔楷中有行。如果将上下对联合起来看：上联“万”以简笔浓重开端，下联以“圆”字繁笔轻松作结；而且上联与下联中左右相对的字，也注意变化和对比。

当然，作品也有不足之处。例如，上联“万”与下联“无”字，并列时可见在笔画上有简繁疏密的对比，可惜两字字形总体偏小，导致对联整体上轻下重，有失平衡。还有的字如“无”“处”“圆”等，其中有的笔画在书写时侧锋轻掠，导致线条浅薄，缺乏风骨、厚重，没有质感。这正如他说的写碑书“但欲得方，必得厚方能称雄，形态易得，质感难求。”

此外，孙伯翔与大多碑派书家一样，最终会向往将刻板的碑书草化，以减少造作，强化书写性。为此，他在碑楷中夹杂行草笔法（如“处”“圆”），可惜并不成功，显得简单突兀，生搬硬凑。由此看来，他虽用功极深，但终因学养不足，还是难以达到像何绍基、赵之谦、沈曾植、于右任等碑书大家的书史高度，还不是书法大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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