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快报》王世国：当代书法家更应注重书法的艺术属性
王岳川先生曾撰文称：“文化有多深，书法就有多高”。其实，这是对文化与书法关系的误解。例如，清代纪晓岚是大学士、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编辑，文化修养可谓高深，他的书法水平却并不高；而与他相比，一介布衣的邓石如看起来文化修养并不深厚，其书法仍然达到很高水平，取得举世公认的艺术成就。这是因为书法虽然是一种文化现象，书家文化修养的高低对其书法水平优劣与否有一定影响，但是它决非唯一因素。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，它本质上不仅是汉字书写，更是书法家对书法形象的艺术创造，以及对其审美理想、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的艺术表现。所以，对于当代书法家来说，应该更加注重书法的艺术属性而不是文化属性。
为何会产生“文化有多深，书法就有多高”的误解呢?因为书史上确有一类书法家，他们既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知识，其书法也“郁郁乎文哉”，有书卷气，精彩高妙。例如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赵孟頫、文徵明、董其昌、王铎等。可是，这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，它还有另一面。美国美学家托马斯·芒罗《走向科学的美学》中，曾把艺术家分成两大类：一类是“哲学型的艺术家”，另一类是“受冲动和情感支配的艺术家”。前者既精通一般理论，又精通他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形式的具体方面，能把理论与创作这两个领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进行创造。而后者“受冲动和情感支配的艺术家”，例如张芝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、张旭、怀素、鲜于枢、祝枝山、邓石如等，决定其书法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是性情、功力和灵感。当年，王羲之觉得自己的草书确实逊于东汉张芝，就是因为没有下苦功夫而“愧于精熟”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些文化修养深厚的人反倒容易为自己的文化之名所累，变得自以为是，眼高手低。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文化巨匠，文化自然高深，而且尊碑抑帖，其书法开一代新风。纵然如此，他还是知道自己往往是眼高手低，书法未能尽如人意，甚至被白蕉讥讽为“烂草绳”。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书法：“吾眼有神，吾手有鬼，终未能跻
当今中国早已进入信息化网络时代，已经融入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。自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后，我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；所以，我们谈文化不能仅限于传统文化，而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广阔视野，不能对其它先进文化都视而不见，甚至视为“洪水猛兽”。既然我们可以接受源自西方的文化概念和科学、教育、卫生体系，甚至思想主义，为何不可以用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，重新审视书法艺术和引导书法创作?为何不能更加重视书法的艺术属性，而不再把它视为传播“历代经典”和道德教化的工具?
诚如王岳川先生所说：“在中国文化史上，书法的地位非常高。”但那是在书法就是文人的日常书写、文人士大夫占据社会政治舞台的古代。我们怀念书法曾经有过人人执笔书写的辉煌岁月，但随着书法工具作用的丧失，书法的语境、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因此，只有与时俱进，充分重视书法的艺术属性，不再恐惧“形式主义”，书法才有光明的未来。
（本文作者：王世国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