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世国[书法辣评]11：欲工篆刻，必善书法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欲工篆刻，必善书法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王世国/文（《新快报》2014年8月10日）

    我读中学时的旧址就是八公山下古城寿州的循理书院。清代乾隆年间,有“二梁”中“北梁”之称的大书法家梁巘在该院主讲。32岁的邓石如以鬻书刻印为生,从家乡怀宁来到这里。在此之前,他在安庆霄汉楼见过梁巘写的中堂书法,钦佩不已。苦于无人引见,他便在循理书院门前摆摊,为人写字刻章。一日,梁巘见到邓石如书写的扇面后,大为赞叹,随后赶紧召见。邓石如因此命运大变。

     据我所知,今天一些成功的青年书法篆刻家在初闯江湖之时,都曾有过与邓石如相似、靠鬻书刻印为生的艰苦经历,只是很少有人像邓石如在梅镠家那样刻苦习书,八年如一日,遍临秦汉碑版刻石拓片。在书法篆刻艺术发展史上,邓石如尽管是一介布衣,但他却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,他所开创的“邓派”篆刻,刚健婀娜,雄厚华滋,开一代写意之风。而这些主要归因于邓石如有着可以与他的篆刻艺术比肩的书法水平,他的篆刻正是“印从书出”的典范。受其影响,吴让之、赵之谦、徐三庚、吴昌硕、黄牧甫、齐白石均成为一代篆刻大家。

    如今,篆刻艺术因其广泛的用途和极高审美价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与书法、绘画鼎足而立的艺术形式。但考究起来,一方面,篆刻与书法同源,相辅相成。篆刻是对书写以后的文字的刻划和再创作,而印文的书法则是为篆刻创作蓝图。另一方面,篆刻与书法都以汉字书体为艺术表现形式,虽然篆刻在秦汉以后确立了以篆字为主要表现形式,但是仅就岭南的篆刻家而言,就有以甲骨文入印者如简经纶、丁衍庸,有以汉隶入印者如李曲斋、莫仲予,有以魏碑入印者如邓尔雅、何绍甲、余鞠庵,甚至还有以“瘦金书”入印的谈月色和以草书入印的陈恭尹等等。

    所以,篆刻须以书法为基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。篆刻艺术可以说是书法、章法、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,一方印中,即有婉转圆通的书法笔意,又有构思精巧的优美篇章,还有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,真可谓“方寸之间,气象万千”!正因为这样,篆刻艺术的至高点其实就是书法,篆刻家书法艺术水平的高低最终决定着其篆刻艺术的高度。

    古至今,那些优秀的篆刻家不仅描摹临仿秦汉古玺、封泥诏版、瓦当陶刻、权量钱泉、名家印蜕,而且还从书法艺术中汲取营养,甚至是在篆刻中直接取法于书法经典的字法。例如,邓石如53岁左右所刻的朱文印“一日之迹”、“十分红处便成灰”、“疁城一日长”,与他此时的篆书作品《曹丕自叙篆书轴》,都是直接取法汉代的《袁安碑》。

    不仅如此,凡是一个优秀的篆刻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篆法体系,他个人的书法与篆刻的线条是高度统一、一致和融合的。齐白石是以《祀三公山碑》为字体体系,吴昌硕是以《石鼓文》为字体体系,邓尔雅是以《龙门造像》为字体体系。更有甚者,当一个篆刻家他所取法的书法经典改变以后,他的篆刻风貌也会随之改变。例如,齐白石《白石印草·自序》中说:“余之刻印,始于二十岁以前,最初自刻名字印,友人黎松庵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,得门径。后数年,得二金蝶堂印谱,方知老实为正,疏密自然,乃一变。再后喜《天发神谶碑》,刀法一变……最后喜秦权,纵横平直,一任自然,又一大变……”

    当然,早在明代朱简、沈野等人就提出“印外求印”和要求篆刻刀法表现意的主张,欲救篆刻于退势,还是过于虚幻和局限,没有形成气候和大的影响。直到清代邓石如,才以他在篆书领域的巨大成就推动了篆书的复兴和普及。而他倡导的“以书入印”,突破了长期以来篆刻以《说文》为据的局限,他的“书印合一”的篆刻实践,更使方寸印章有了无限的容量和空间。

    但是,现在不少篆刻爱好者不重视书法,只是抱着几本篆刻工具书或者名家印蜕摹刻,很少在书法上下功夫。有的只求速成,学一年半载,大赛前再进强化班一个月,投稿竟能入选获奖。因为练书法写篆字起码要十年二十年,他们觉得没这么多功夫了。这种急功近利,浮躁虚浮的风气,还在当今篆刻界蔓延。

    其实,在刀法、字法和章法这篆刻的三要素中,刀法体现功力,字法体现精神,章法体现审美,虽然三者相辅相成,但是核心则是字法,因为字法决定着刀法和章法的选择,是最能体现个性色彩和风格的。所以,欲求篆刻艺术有成就者必攻书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