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世国[书法辣评]13：刻意创新已成书法领域之时弊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刻意创新已成书法领域之时弊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王世国/文（《新快报》2014年7月13日）

相传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，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统等当时名士42人，宴集于山阴兰亭，修祓禊之礼。是日，天朗气清，大家列坐清流曲水旁，饮酒赋诗，最后合为一集，共推请王羲之为诗集写序言。王羲之醺醺欲醉之时，以蚕茧纸、鼠须笔草成《兰亭序》,气韵生动，遒媚劲健，潇洒飘逸，自然流畅，似有神助。后来，他因文稿有多处涂改，想重新抄写，结果连写几遍都不及原先那幅的神釆，于是自己倍加珍惜。可见，书法创作常常是妙手天成，不求工乃工。

然而，当今书坛有些人绞尽脑汁，一心扑在“创新”上，刻意求工，几欲开宗立派，创造出非同一般的新面目。在“创新”的幌子下，汇聚了各色写字玩家和书法投机者，他们不是去扎扎实实地临习中国书法的经典作品，汲取营养，积累功力，而是想朝学书法，暮成大师。他们为写出与中国数千年书法传统完全不同的样貌而费尽心机，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写字花招；他们为吸引眼球，在书法的形制上煞费苦心，像拼贴画一般，把一幅书法作品拼贴成花花绿绿的图画，而作为书法核心要素的点划线条却粗陋不堪。

可以说，在书法艺术领域，“创新”已经成为一种迎合大赛、大展和展厅艺术的时弊。究其原因，大约从1919年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开始，文化就有了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分野。“新文化”运动的旗手们，把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划入“旧”文化的行列，欲割断抛弃；从建国以后开始的文字改革，直至“文革”登峰造极：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，更把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仇敌；而改革开放以后，商品经济又更加激发了人们求变的热情。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，人们的艺术评判标准变成了“新”与“旧”。书法领域自然也刮起这种喜新厌旧的歪风，一些人总想着别创新体、自成一家，也把“新”与“旧”作为评判书法高下的标准。对于植根于中国书法优秀传统的书法家大肆攻击，认为是守旧、没有创新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种欲割断历史文化、完全是空中楼阁似的“创新”并不能带来成功，反倒会成为笑柄。

其实，书法只有优劣之分而没有新旧之别。担心今天的书法会因为写得与古人一样而没有新意，这完全是杞人忧天。你看，连王羲之都没法写出同样的《兰亭序》，更何况我辈？担心因为长期临习古代名家书帖而没有自家面目，更是庸人自扰。清代书法家王铎“五十而自化”，他长期浸润“二王”、米芾诸家等，又遍临百家，直到50岁以后才形成自己的风格。他已成书法大家后，也还是“一日临帖，一日应请索，以此相间终身不易。”可见，“出”不了帖不是因为临帖太多而是因为你的功夫还不到家，功到自然“出”。

 而且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完全不用刻意标新立异，因为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无论何时它都是“新”的，就像当年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草稿一样，它都是不可重复的一个。书法不同于绘画，就是有着这样神奇魅力的艺术：它的每一个点划线条都是落笔即成，不可修改，而且还是“一点成一字之规，一字乃终篇之准”（孙过庭）；书法创作时，且不说“五乖”“五合”（孙过庭）的内外条件充满变数，哪怕是毎一次刹那间笔锋与纸面的接触，都涵盖着许多随机与偶然的因素：提按、轻重、徐疾、顺逆、行留以及墨色的浓淡等等，变化莫测，不可端倪；它的毎个字乃至整幅字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完整的时空，呈现给观者的不仅是创作的结果，而且还有书法家的整个创作过程。

所以，书法至难！它掩不了丑、藏不了拙、掺不了假、遮不了败笔。在行家眼里，优劣一目了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