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世国【书法辣评】1 无病呻吟刻意为丑的书法脱离时代精神

无病呻吟刻意为丑的书法脱离时代精神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王世国/文（《新快报》2014年6月22日）

    公元907年，朱温废除唐哀帝，自立为梁朝皇帝，命令时任宰相的杨涉将象征唐朝天子权力的国玺押送给他。这可是个叛国投敌、遗臭万年的倒霉差使。其子杨凝式极力劝阻父亲，但胆小的杨涉为保全家人和官位，还是接受了。后来，就连杨凝式自己也不得不出来做官，而且还是五代各朝副部级以上的大官。这位唐五代时期的大书法家，顶着“贰臣”的骂名，一生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内心矛盾痛苦。于是，杨凝式便常假借“心疾"不朝而罢，佯狂疯癫，漫游山水寺庙，常将他那“顺口溜”似的歪诗，随便地写在墙壁的缺口边上，字体奇怪，一派丑拙破败的面貌。故洛阳人见了称之为“杨疯子”。

谁曾想到，当今书坛一些人似乎也特喜装疯卖傻，故意将书法作品写得不衫不履、粗服乱发，狂怪怒张、乌糟邋遢，结体别扭、状若残疾，还美其名曰“创新”，更有甚者还打出“时代精神”的旗号。在一些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，这样的书法作品还屡屡入展，很受某些评审“权威”的青睐，于是上行下效，成为“流行书风”。这些作品单个看似尚险弄奇，很有个性，而一旦把它们摆到起来看，你会发现它们都有鲜明的共性：一派断壁残垣、荒坏破败的模样，仿佛“集体无意识”。当你走出展馆，它们已在你脑海里模糊成一片，你已经记不清他们谁是谁了。

    倡导笔墨当随时代，书法应当与时俱进、反映出时代精神，这本来无可厚非。秦汉书法崇高浑朴、魏晋书法潇洒俊逸、唐代书法法度森严、宋代书法意趣飞扬、明代书法姿态万方……的确，一个时代的书法家应当以自己的笔墨传达和表现出时代精神，但关键在于书法家能否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，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做到“酌奇而不失其真，玩华而不坠其实”（刘勰），创作出给人以美感、让人看了心情愉悦而不是令人作呕的书法作品。 

    纵观中国书法史可以发现，如唐亡以后的五代、明亡以后的清初、清亡以后的民国，有些前朝为官后来又沦为“贰臣”的书法家，或者在前朝为显贵而后来没落避世的书法家，在巨大的社会变革、社会誉论、地位落差的挤压下，心理落寞哀愤、万分痛苦，反映到他的书法中就会表现出“荒幻”书风。且不说杨凝式，我们来看，明末崇祯时期即以援救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而名震士林、备受尊崇的傅山，明亡以后，他便提出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”的书法创作主张；明末授命于危难之际、当了南京礼部尚书的王铎，明亡以后降清，成为清朝的“贰臣”，他的书法便是荒幻怪伟，以燥取险；前清遗老郑孝胥丶沈曾植、李瑞清在清朝灭亡以后，他们书法都是抛弃法度，粗服乱发、蓬头垢面的模样。此外，书法史上有些对功名幻灭后的书法家，也会表现出离经叛道的书法面貌。例如明代的徐渭、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中的郑板桥和金农等等就是如此。

    所以，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而独立存在。书法作为最能直接表露内心情感的艺术形式，对于时代思潮的反映尤其明显。当今书坛推崇“丑书”，以丑为美，动辄把傅山抬出来，为丑拙破败的书风寻找理论根据。其实，傅山的丑与拙，实际上是对国破家亡、战祸不止的年代的一种怒与怨，是传统文人或对现实不满，或对异族统治尖锐对抗的自然表现。如果无视历史上这些书法家书风产生的社会背景、历史根源和当时的环境，而是无病呻吟，盲目复制，刻意为丑，甚至以丑为美，那就真的患上嗜痂之弊，成为逐臭之夫了！

    今天的中国朝气蓬勃、英姿焕发，而不是蓬头垢面、荒坏破败；今天的中国雄心万丈、奋进强大，而不是萎靡颓废、支离破碎。书法家们应当紧跟时代的步伐，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正大气象，这样才能无愧于这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