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快报》特约评论:重新发现民国书法

来源:八公山人书法工作室作者:admin发布时间:2014-05-18 11:40:52

          
重新发现民国书法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《新快报》特约评论员:王世国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) 


    1912年元旦,孙中山宣誓就职,定国号为中华民国,改用阳历,以是年为民国元年。

    百年后回望民国,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,它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消停过,军阀混战,日本入侵,内忧外患,烽火连绵,仅仅30多年便土崩瓦解。但是,这30多年堪比春秋战国和魏晋时期,风云际会,英雄辈出,从枪林弹雨的战场,到俊彩星驰的文坛,一时多少豪杰!

 

●忆往昔

书法流派精彩纷呈,社团展览均开风气

 

    满清垮台、民国诞生的重大社会变革,带来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浪潮。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、沈尹默、钱玄同等新文化的先驱者,反对封建文化和文言文,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,彻底动摇了旧文化的根基,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。民国时期的书法自然也打上了新旧交替和转折时期的明显特征:

 

    一方面,考古发现给了书法家们前所未有的见识。如比青铜铭文更早的甲骨文的发现,敦煌石室中隋唐写经的发现,楚简、汉晋简札残纸的发现等等。这些年代久远、失传千余年的新书体,大大刺激了民国书法家们追新求变的热情。

    另一方面,清同治、光绪年间西方照相术传入中国,同时西方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引进,使得过去难得一见的古代书法名迹,可以大量翻印,逼真呈现在人们眼前。这为临习者提供了真迹般的范本和丰富的资料,大大提高了人们学习书法的兴趣,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普及与提高。所以,尽管钢笔硬笔现代书写工具引进,却并没有给毛笔书法带来多大的冲击。

     民国书坛十分活跃。前清的遗贤如康有为、吴昌硕、沈曾植、高邕、曾熙、李瑞清、郑孝胥、陈宝琛、罗振玉、梁启超、章炳麟、谭延闿、吴敬恒等,他们的学问、功力无人能及,仍然是民国初年书坛的主力。另一方面,又有胡汉民、李叔同、王福庵、黄宾虹、于右任、溥儒、叶恭绰、章士钊、马一浮、马叙伦、谢无量、张大千等才气纵横的后起之秀崛起。一时间,书法艺术界人才济济,名家辈出。其中,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、郑孝胥、曾熙、李瑞清、谭延闿、于右任、李叔同、溥儒被誉为“民国十大书法家”;还有人把谭延闿、吴敬恒、胡汉民、于右任并称为“民国书法四大家”。

    康有为虽然在1927年去世,但是他的书法理论著作《广艺舟双楫》,继包世臣之后力倡碑学,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吴昌硕把书画家们组织起来,于1904年在杭州创立了书画艺术家的社团组织——西泠印社,并为第一任社长。于右任联络王世镗、刘延涛等人,发起成立“标准草书社”,倡导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的“标准草书”观念,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标准草书运动”。沈尹默继吴昌硕1914年举办之后,于1933年单独举办了“书画展览”,使中国书法从书斋案头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美术展厅,彻底改变了书法作品的生态;而且还大力推动现代帖学复兴,打破了碑学的霸权,奠定了民国书坛碑帖并峙的基本格局。不仅书法研究、书法社团、书法展览均开风气,而且书法流派也是精彩纷呈:有吴昌硕的“吴派”、康有为的“康派”、郑孝胥的“郑派”、李瑞清的“李派”、于右任的“于派”。毎一门派都影响深广,远播海內外,学习追随的弟子众多,甚至像陈衡恪、刘延涛、赵叔雍、曹聚仁、徐志摩、张大千、徐悲鸿、刘海粟、林语堂、赵正平、萧娴等等达官名人也置身其中。

 

●数风流

眼界胸襟文气傲骨,书法充盈从容自信

 

    民国短短的37年间,兵戈频仍,艰难困苦。我们很难想象,就是这样一个乱世,竟然出现如此众多的书法大师,民国的书坛竟然如此活跃和兴旺,这不能不令人深思。究其原因,不难发现:

 

    一是这些民国书法家除了少数前清遗贤之外,基本上都是“业余书法家”。他们或为民国党、政、军要员,在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;或为文化、学术界名流大腕,在事业和学问上卓有建树。他们很少做专门艺术创作,其书法作品大都呈现在公务或私交的信函简札里,自然天真,见字如面。虽然视书法为余事,但其传奇的经历、开阔的视野、不凡的气度、救国忧民的胸襟,使他们的书法充盈着从容和自信,一副大家气派。被誉为“民国书法四大家”的谭延闿、于右任、吴敬恒、胡汉民,正是这样的民国政坛和书坛上的超级牛人。正因为有牛气,才有谭字的正大、吴字的雄劲、胡字的随意、于字的沉雄。

    二是民国的书法家有着深厚的国学文化底蕴。沈曾植、罗振玉、李瑞清、章炳麟自不必说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李叔同、马一浮等人甚至学贯中西。所以,这些民国书法家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,尽管有的于技法技巧不甚讲究,但其书法郁郁乎文哉,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一种超凡脱俗的书卷气。不仅如此,一些人更是金石、书画、诗文兼精的通才。例如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李瑞清、李叔同、张大千、黄宾虹、丰子恺、余绍宋、吴湖帆、潘天寿等。

    三是民国书法家大都是有着文人的性情、气节与傲骨。书品即人品。民国书法家追求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精神,不媚俗、不贪财。李叔同抛弃繁华红尘,遁入空门,从而成就了弘一法师静穆清绝的书法风格。李瑞清在辛亥革命之际,为保两江师范学生不受战火之灾,毅然接受署理江苏布政使;民国二年即辞职,身着道服,在上海以卖书画为生。寇遐居于止园时,陕西省政府主席因要接待蒋介石,出五千大洋,请他把止园的“止'字上面加一横,变成“正园”,以讨蒋中正的欢心,结果被寇遐拒绝。

    四是民国书法家虽然身处乱世,西学渐进,又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,但是中华文化传统尚未断绝。人们从小就受到国学和毛笔书写的基本功训练,书法在国民中有着广泛的基础。我们看到,孙中山虽不是以书法名家,但是他的书法取法颜真卿、苏轼,结体紧密、气象雍容,有大家风范。纵然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行武之人——黎元洪,那一笔脱胎于赵孟頫、董其昌书法的俊秀精雅的小楷,也令许多今天的书法家难以望其项背。

 

●叹今朝

胸无点墨竟敢挥毫,争名夺利奴颜媚骨

 

    百年后回望民国书法,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为什么今天的书坛产生不了那些大家?这真的是时事造英雄吗?我想也是,但不完全是。

 

    首先,安定的社会、舒适的生活不是书法发展和书法家成长的必要条件。今天有些书法家完全没有了民国书法家的那种胸襟和气慨,那是一种当国家、民族危难之际,一个官员、军人、文人、艺术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。陆游说:“汝果欲学诗,功夫在诗外。”书法何尝不是如此?今天许多人倾心于技法技巧的字内功夫,却忽视了自我人生的历练和修养浩然之气。

    其次,书法从来都是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的。不是书法家的职位决定其书法的高低贵贱,而是其文化修养和学识将决定其书法的雅俗高下。当今书坛,一些人不重视积累自己的学养,胸无点墨也敢当众挥毫作书,甚至大玩“背书”“倒书”“双管齐下”的街头杂耍,满幅俗气、匠气、野气、匪气,唯独没有清、刚、雅、正的书卷气。

    再次,当今书坛有一股媚俗之风:对古圣先贤不是心怀敬虔,誓“为往圣继绝学”,而是自我标榜,名曰创新;评论书法不执艺术标准不看审美价值,而是全看书家的职位和作品的市场价位;为争书协领导之位弄得朋友反目、势不两立。在金钱权贵面前奴颜媚骨,完全没有民国书法家那种文人的性情傲骨。书如其人,字如其品,这样的书家写出来的字怎能不随从流俗和浸染时弊呢?


    当历史的云雾逐渐消散之后,我们重新发现,民国的书法家犹如夜空中的明星依然闪耀着光芒。遥想当年,他们为刚刚诞生的民国满怀欣喜和充满期待,他们为接踵而来的战乱忧心如焚、颠沛流离,他们为遭遇到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书写着历史的印记,他们在艰难时世中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浓重的一笔。对此,今天我们不仅不能忘却,而且还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。

 

(2014年5月18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