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快报》王世国：文化修养不能决定书法水平

 

2020年7月4日，《新快报》“收藏周刊” 发表《王世国：文化修养不能决定书法水平》，现抄录如下，供大家讨论。

 

王岳川先生曾在《学习时报》上撰文《文化有多深，书法就有多高》，批评当代书法“先锋”们跟随百年前的西方而大谈形式主义；倡导书法应当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和具有“正大”气象。文中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，我也赞同。不过，阅罢全文可以知道，他所说的“文化”就是与西方文化相对的中华传统文化，特别是“先秦诸子、孔孟老庄、唐诗宋词及名言警句”等“历代的经典”；并以此作为书法不可或缺的“含义深蕴的内容。”

他这么说，显然欠妥。诚然，书法家必须有文化，而且其文化修养和文化底蕴的深度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书法艺术的高度；但是，由此得出结论——“文化有多深，书法就有多高”，这就错了。因为，文化底蕴深厚，其书法未必高超高妙；文化与书法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，两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；更何况“文化”内涵深广，书法家的文化底蕴应当包括世界所有的先进文化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华传统文化——“历代的经典”。可惜，执这种错误观点的在当今书坛大有人在。

 

文化深的人其书法就真的高吗?那不一定，一些人文化深，其书法水平并不高。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的《四库全书》总纂修官、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纪晓岚，其学问和文化修养可谓高深。可是，他书法水平并不高，其书法虽有一定功力，但是写得循规蹈矩，四平八稳，缺乏性情和神采。对此，他自己也十分清楚，从不以书法家自居。他曾写下两首诗自嘲道：

“笔札匆匆总似忙，晦翁原自笑钟王。老夫今已头如雪，恕我涂鸦亦未妨。”

“虽云老眼尚无花，其奈疏慵日有加。寄语清河张彦远，此翁原不入书家。”

他还把这两首诗刻在案头的砚匣上，用以自省。纪晓岚到底是一个明白人，知道自己因为没有时间临习“钟王”法帖，以至于功力不足的短处，戏称自己写的字只是“涂鸦”而已，算不得书法。

 

像纪晓岚这样有自知自明的学者和文化人并不多见，更多的是以文化欺负人。有的人自持有学问，在书坛上有话语权，或者掌握着专业媒体，于是便指点江山。明明那字写得毫无生气、不过是“馆阁体”或书生字，也要大赞“高妙”；明明横涂竖抹，笔法拙劣，也要大夸“创新”。由此可见，书法家要有文化，文化修养高深的确有助提高他的精神境界，并对其书法的格调气韵产生积极影响。然而，书法毕竟是书法，它不是简单的写毛笔字或文字抄写；书法要临习经典碑帖，专门训练；创作时要遵循艺术规律和书法的审美标准。书法家高深的文化修养，需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完美地表现出来；况且对书法艺术形式的追求并不就是低下，就是形式主义，“技” 一样可以近乎 “道”。

 

书法家毕竟是要靠作品说话，是要用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，才能证明自己在书坛或书史上的地位。盛唐时，湖南乡下的和尚怀素并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，甚至吃肉喝酒，不守清规戒律，但是他那骤雨旋风般的狂草却震动书坛，誉满天下，得到了社会名流承认和赞扬，成为一代大家。清代邓石如，一介布衣，也不见有著作传世，文化修养并不高深，可是他的篆隶书法，深沉雄健，苍古质朴，上承绝学，下开新风，成为清代书坛上的一座丰碑。在书法史上，如此文化不深，但其书法却很高妙的书法家，多不胜数。因为，艺术之事主要是靠艺术家天赋的性情，以及勤奋学习而得到功力，这就是明代书法家祝枝山所说的“功性两见”。而文化修养的深厚与否，并不是其艺术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。东汉张芝正是靠着他的天赋与勤奋，临池习书，池水尽墨，而成为“草圣”。